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，征地引发的矛盾日益凸显。河南省安阳市北街村因某商业综合体项目征地补偿方案，437 户村民联名要求召开听证会，却遭地方政府以 “项目紧急、程序合规” 为由拒绝，这一事件迅速升级为群体性争议。村民的听证请求是否有法可依？地方政府行使程序裁量权的边界又在哪里？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，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公共利益与私权保障的深层矛盾。

一、北街村听证请求的法律支撑体系

（一）宪法层面的权利基石

《宪法》第二条确立 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 的根本原则，第十三条明确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。村民要求听证，实则是对财产权保障的程序性延伸，是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具体体现。最高人民法院在（2020）最高法行申 3567 号裁定中强调，征地程序中的听证权属于宪法性程序权利，行政机关不能以追求效率为由随意剥夺。

（二）土地管理法的程序规范

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，拟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需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，若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方案不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县级以上政府应当组织听证。北街村总户数 832 户，437 户联名申请已超过半数，但地方政府以 “联名名单未经村委会认证” 为由，拒绝认定达到 “多数” 标准，试图规避听证义务。

（三）地方立法的细化规定

《浙江省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》第十条指出，申请听证的农户比例达 30% 以上，或涉及土地面积超过被征地总量 50% 的，应当召开听证会。北街村申请比例达 52.5%，已触发强制听证条件。然而，地方政府援引《东阳市土地征收程序实施细则》第五条 “听证会由征收部门视情况决定”，导致上位法与下位规范产生冲突。

二、听证请求受阻的制度性难题

（一）听证启动条件的认定争议

“多数” 标准界定模糊是核心问题。现行法律未明确 “多数” 是以户为单位还是以人数计算。以北街村为例，若按人数计算，联名人数占比 37%，未达半数，地方政府借此逃避听证责任。对比 2022 年台州市黄岩区类似案件，法院采用 “户数过半即视为多数” 标准（(2022) 浙 10 行终 121 号判决），凸显出司法实践与行政解释的分歧。

（二）听证程序的形式化弊端

在听证程序运行中，代表遴选机制存在缺陷。北街村此前三次征地听证会的代表，70% 由村委会推荐产生，使得异议群体难以充分表达意见。同时，村民无法完整获取土地评估报告、财政资金分配方案等关键信息，导致听证质询难以触及实质问题，沦为走过场。

（三）救济渠道的效能缺失

行政复议方面，东阳市司法局以 “听证属于程序性事项不直接影响实体权益” 为由，对村民复议申请不予受理，这明显违背《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关于程序权利救济的规定。而通过诉讼途径维权，从立案到判决平均耗时 18 个月，在此期间项目往往已完成实质性推进，即便村民胜诉，也难以改变既定事实。

三、听证程序法治化的改进路径

（一）立法层面的优化完善

为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，建议修订《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》，将 “30% 以上被征地农户联名申请” 设定为强制听证的刚性条件，减少自由裁量空间。同时建立双重认定机制，允许村民通过户数、人数任一达标即可触发听证，确保不同人口结构村庄的公平性。

（二）听证程序的透明化革新

利用数字化手段，依托政务平台开设 “征地听证专栏”，实时公开评估报告、补偿测算模型等原始数据，参考温州市征地信息公示系统的做法。改革代表产生制度，采用 “自愿报名 + 随机抽选” 模式组建听证代表库，保证异议群体代表比例不低于 40%，借鉴广州市听证代表管理办法的经验。

（三）救济机制的效能强化

依据《行政复议法》修订草案第二十八条，明确将 “拒绝召开听证会” 纳入可复议的行政行为范围，扩大复议受案范围。在听证相关诉讼期间，法院可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五十六条裁定暂停征地项目实施，建立行为保全制度，防止 “先上车后补票” 的情况发生。

四、听证权保障与基层治理的协同发展

（一）听证与风险评估的联动机制

将听证参与度、意见采纳率纳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，对北街村这类高风险项目实行 “听证前置”，未完成听证不得通过风险评估，从源头上预防矛盾激化。

（二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赋能

开发听证意见智能分析系统，运用语义识别技术自动归纳争议焦点。如针对北街村村民诉求中 “商铺停产损失补偿” 提及率达 89% 的情况，系统可及时推送相关补偿政策解读，提高沟通效率。

（三）基层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

组建由律师、评估师、心理咨询师组成的 “听证辅导员” 团队，为村民提供专业指导，帮助其理解法律条款、测算补偿权益，打破专业能力不对等的局面，促进理性协商。

结语

北街村集体的听证诉求之争，是一场关乎程序正义的法治实践。当村民的合理诉求遭遇程序障碍，暴露的不仅是法律实施环节的漏洞，更是基层治理中 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 的思维误区。只有完善听证制度的法律规定、强化程序性权利的司法保障、构建多元参与的协商平台，才能有效化解群体性争议。在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中，让每一项征地决策都经得起公开听证的检验，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和谐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