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住有所居”是民生之基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，许多劳动者因工作需要长期居住在单位安排的房屋内，这份居住权益虽未形成明确的产权或规范的租赁关系，却承载着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保障。

最高人民法院（2020）最高法行再95号再审行政判决明确了这样一个核心裁判规则：劳动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居住权益，在房屋征收时应得到适当保障；行政机关若无法证明已对其居住条件进行保障，便径行认定其不属于安置对象，构成违法。这则判例为类似案件提供了明确指引，彰显了司法对民生权益的温情守护。

一、案件背景

再审申请人李女士（化名），于1994年3月进入某市某外贸包装厂工作，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，直至该厂2006年破产，申请人在该厂工作长达十二年。

自入职之日起，工厂便安排申请人居住在厂区内的一套公房内，这套房屋成为她和家人的唯一居所。从入职到房屋被征收，申请人在该房屋内连续居住了二十二年，直至2016年该区域启动棚户区改造，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。

工厂破产重组后，涉案房屋的产权划归某市某区国有资产管理局（后职能划入该区财政局）。由于申请人未被列入破产安置移交人员名单，2015年9月，原外贸包装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、区国有资产管理局、某社区居委会共同盖章作出《公示》，认定申请人不具有征收安置资格。

申请人不服，提起诉讼，请求撤销《公示》中对其安置资格的认定，并给予安置补偿。

二、法院审理

一审法院认为，公房租赁权是针对国有、集体企业正式职工的特殊政策。申请人系临时工，不具备分配福利房的资格，不享有公房租赁权，且未被纳入破产安置移交人员名单。同时，申请人不是被征收房屋的产权人，不属于征收补偿对象。一审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。

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，认为申请人居住在涉案房屋系工厂给予的照顾措施，而非福利权。

最高法再审：撤销原判！居住权益保障，不分“正式”与“临时”

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后，作出（2020）最高法行再95号行政判决，撤销一、二审判决，明确纠正了此前的裁判思路。

最高法审理认为，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，并非申请人是否为正式职工、是否享有公房租赁权，而是其作为劳动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居住权益，在房屋征收时是否应当得到适当保障。

结合案件事实，申请人在该厂工作十余年，自入职起便由工厂安排居住在涉案房屋，直至房屋被征收，连续居住二十二年。该居住状态并非偶然，而是与她的劳动付出直接相关，是特殊历史时期企业对劳动者的一种基本生活保障安排，属于劳动者应享有的居住权益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被申请人（某区政府、某区财政局等）未能提供任何证据，证明其已对申请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适当保障。在此情况下，直接作出《公示》认定申请人不属于征收安置对象，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同时，最高法指出，申请人陈述其在当地无自有住房、家庭居住困难，行政机关在重新作出安置资格认定时，应当结合该情况，综合考虑其是否符合保障房福利待遇条件，切实保障其基本居住权益。

最终，最高法判决：撤销一、二审判决；撤销《公示》中对涉案房屋住户安置资格的认定内容；责令相关行政机关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，重新对涉案房屋住户的安置资格作出认定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三、裁判要旨

这则最高法判例确立了三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：

要点一：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居住权益，应受法律保护

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，许多企业为解决职工住宿问题安排职工居住在单位公房。这种居住安排虽未形成规范的产权或租赁关系，但本质上是企业对劳动者劳动付出的一种补偿，是劳动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合法居住权益。这种权益在房屋征收时，不能被随意忽视或剥夺。

要点二：行政机关的“举证责任”不能缺位

根据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，行政机关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行政行为（如否定安置资格），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。本案中，行政机关仅以申请人是“临时工”、无公房租赁权为由否定其安置资格，却未能举证证明已对其居住条件进行了适当保障，属于“举证不能”，其行政行为不能成立。

要点三：居住困难+劳动关联，应作为安置认定的重要考量

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，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安置资格认定时，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住房困难情况（如无自有住房、居住面积不足）、与企业的劳动关联（如长期工作、企业安排居住）等因素综合判断。征收安置资格的认定，应当兼顾“法理”与“情理”，充分考虑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。

结语

房屋征收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过程，更是对民生权益的一次考验。现实中，许多特殊历史时期的劳动者、下岗职工长期居住在单位公房，却因身份、产权等问题，在征收时被排除在安置范围之外。

最高法的这则判例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：法律的公平正义，不仅体现在条文的严谨性上，更体现在对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上。房屋征收的核心是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而居住权益作为最基本的民生权益，无论当事人身份如何、是否享有产权，只要其居住权益具有合法基础（如劳动关联、长期合法居住），就应当在征收时得到适当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