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税收犯罪司法实践中，“虚抵进项税额”究竟该定逃税罪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（典型骗税类犯罪），长期是困扰司法机关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尤其当虚抵数额高达数千万时，一旦定性偏差，对当事人的量刑可能天差地别。
2025年11月最高法发布的一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，恰好为这个争议难题提供了权威答案。其中郭某、刘某一案，从一审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到二审改判逃税罪，5025万元虚抵税额的定性反转，背后藏着逃税与骗税的核心区分逻辑。今天正山律师事务所就结合新规与典型案例，把这个专业问题讲透。
一、争议焦点：虚抵进项税额为何成“定罪难点”？
我国刑法将危害税收征管罪分为逃税、骗税等类型，其中逃税是“逃避已有的纳税义务”，骗税则是“骗取本不该退的国家税款”，二者量刑差异显著。而“虚抵进项税额”之所以容易混淆定性，根源在于它常与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”绑定出现。
2024年3月施行的《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下称《解释》），明确将“虚抵进项税额”列为逃税罪的“欺骗、隐瞒手段”。但实务中一直有两种观点：
两种观点的核心矛盾是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成为逃税罪的手段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藏在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性质认定里——它到底是“只要开了就犯罪”的行为犯，还是“以骗税为目的才犯罪”的目的犯？
二、本质厘清：逃税与骗税的核心边界在哪？
《解释》的出台其实已经给出了关键答案。《解释》第十条第二款明确：“为虚增业绩、融资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，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，不以本罪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）论处”。这直接敲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“目的犯”属性——没有骗税目的，即便虚开也不构成此罪。
顺着这个逻辑，我们就能清晰区分逃税与骗税的本质：
1. 逃税罪：“义务犯”，逃避已有的纳税义务
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，逃税罪的核心是“采取欺骗、隐瞒手段逃避缴纳税款”。其本质是“义务犯”——纳税人本就负有纳税义务，通过各种手段拒不履行。比如企业应缴1000万税款，通过虚抵进项税额抵扣了500万，实际只缴500万，这就是典型的逃避义务，无论用了什么手段，核心都是“少缴该缴的税”。
最高检《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的意见》也明确，有实际经营的企业为虚增业绩虚开发票但未造成税款损失的，不按虚开罪处理。这进一步说明，脱离“骗税目的”的虚开行为，若指向“少缴税款”，就可能构成逃税。
2. 骗税罪：“财产犯”，骗取本不该得的税款
骗税罪是诈骗罪的特殊类型，核心是“无中生有”——本没有纳税义务，却通过欺骗手段把国家税款骗到手。比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，抵扣的税额远超自己应缴税款，甚至本身就不用缴税，这种“超额抵扣”就是把国家税款占为己有，符合骗税的本质。
刑法第二百零四条更是直接给出了区分标杆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，用欺骗手段骗回已缴税款的，定逃税罪；骗回的数额超过已缴税款的部分，定骗税罪。这个逻辑完全适用于“虚抵进项税额”：在应纳税额内抵扣，是逃税；超范围抵扣，是骗税。
三、典型案例：5025万虚抵税额为何改判逃税罪？
最高法此次发布的郭某、刘某案，正是上述逻辑的鲜活体现：两人取得88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虚抵进项税额5025万余元，一审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，二审改判逃税罪。
二审裁判理由一针见血：“关键看主观故意——是想骗国家税款，还是想逃避纳税义务。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在应纳税范围内虚抵抵扣少缴税，即便用了虚开手段，主观上仍是少缴税款，应定逃税罪。”
这个改判意义重大：它明确了“手段不决定罪名，主观目的+行为后果才决定”。以往不少案件因“只要虚开就定虚开罪”导致定性偏差，而此案确立的“主客观相统一”标准，为实务提供了清晰指引。
结语：定罪的核心是“主观目的+义务边界”
简单总结：判断“虚抵进项税额”是逃税还是骗税，记住两个关键：一看主观——是想少缴“该缴的税”，还是想骗“不该得的税”；二看范围——抵扣额是否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。
最高法典型案例的发布，不仅解决了长期的实务争议，更传递出一个重要导向：税收犯罪的定罪，始终围绕“保护国家税权”与“区分行为本质”展开，既不放纵恶意骗税，也不混淆逃税与骗税的边界。对于企业和财务从业者而言，这更是一堂普法课——任何税务操作都要守住“如实纳税”的底线，而司法机关也会精准区分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。